爱情，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的主题，简单来说，这是因为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阴阳相配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拥有高级思维能力的人，不仅需要的是共同生活的基础，而是会上升到精神层次，即所谓“爱情”。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广泛地总括了社会现实，除了展现劳动、战争、祭祀等方面，爱情生活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如开篇的《关雎》，表现了男子对心爱的姑娘的求之而不得的焦虑和求而得之的喜悦，把古代男女婚恋作为社会风俗描写出来的。
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邶风·静女》《卫风·木瓜》《周南·桃夭》《秦风·蒹葭》《郑风·野有蔓草》等。实事求是地说，像《诗经》中这些表现爱情的作品是比较纯粹的，更多的古代作家们在处理“爱情”主题的时候往往要借此表达一些其他的想法。
接下来，墨酱就简单总结一下，古代作家借助“爱情”这个外在表现，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其一，文学创作承担着道德审判功能。
道德问题关涉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爱情中同样如此。自从人类脱离了群婚制，就开始追求专一的爱情。可以说，爱情专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汉乐府民歌《上邪》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借一个女子之口，道出爱情专一的最高级表现：连用了五件世间不可能实现的事，来表达对坚贞爱情的执着。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女性地位低下以及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在爱情方面，忠诚专一的一方往往是女子，而男子在要求女子对自己的专一的同时却经常见异思迁。
所以，古代社会出现了许多“负心汉”，即我们现在话说“渣男”。那些“渣男”对女子“朝三暮四”、甚至“始乱终弃”，为攀高结贵、停妻再娶也是很常见的。当然，法律与世俗观念中也是允许男子纳妾蓄裨、三妻四妾的。
而文学却可以成为道德法庭。对“渣男”进行谴责的作品有很多，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赵贞女蔡二郎》《聊斋志异·武孝廉》等，李甲为钱财将杜十娘转卖、蔡伯喈高中状元入赘相府不认赵贞女，武孝廉嫌弃救命恩人兼妻子年老色衰……没有最渣，只有更渣。
作为道德审判，文学作品中往往安排“渣男自有天收”的结局。人财两失的李甲，最终抑郁抱病；为了防止“纠缠”，放马踹死赵贞女的蔡伯喈遭了“雷轰”，忘恩负义的武孝廉也是以死亡结局。
虽然这种写法颇有“天道轮回”式的迷信因素，但也必须承认，这样的创作是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期待的。
比如，杜十娘痛斥李甲后，怀抱百宝箱投入波涛滚滚的大江，旁观的人，“皆咬牙切齿，争欲拳殴李甲。”
可见，朴素正直的人民群众对“负心汉”行径是愤愤不平的，作家们写渣男总会遭到报应不仅迎合了普通读者的口味，也可以说寄寓着作者劝善惩恶的意思。
·其二，外界的苦闷转为向内关照自我。
从屈原开始，写爱情总要跟政治扯上关系。他在《离骚》中上下求索、九死不悔追求的表面看来是他心心念念的美人，实际上是对自己无法实现的“美政”理想的一种执念。
这种写法对于后代诗人多有启发，因为后来的读书人面临的环境比屈原更复杂。
“学而优则仕”，古人读书的目的就在于做官，隋唐时期建立科举考试制度以后，下层读书人由此步入仕途。但是这条路却没那么好走，多年的寒窗苦读，未必能蟾宫折桂；即便金榜题名，官场的生存法则也是许多读书人不能适应的。
在怀才不遇或者屡遭排挤的情况下，外在世界的不友好导致文人转向关注自我，感情世界成了他们的寄托。
如党争激烈、宦官当权、大唐日薄西山，攒够了对外界的足够失望，晚唐文人们开始转向关注自我的情绪体验。以李商隐最为典型。
李商隐一生的悲剧主要来源于党争，他刚开始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后来中进士，阴差阳错地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当时牛、李两党是水火不相容的，李商隐身份就特别尴尬，后半生一直处于党争的漩涡里。
官场上的无法作为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他的诗，有直接对时事政治发表态度的；也有托古讽今、咏史怀古题材的……但是流传更广、人们更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
李商隐写了大量的爱情诗，尤其是以“无题”命名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像是写爱情生活中的苦闷，更像是对现实生活的折射。也许是他不知道如何准确命名，又或者他认为没有必要命名。
再有，北宋词人柳永。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流连于繁华的都市生活中。在风月场所浸染的柳永，将旖旎情思写入词中，词风细腻、感情真挚。
这些词不仅可以让柳永填饱肚子，而且也展露出他卓越的创作天赋。当时教坊乐工和歌姬每得新腔新调，都请柳永为之填词。然后经过传唱，得到听众的认同。
可以说，柳永与“爱情词”，是相互成全的。
·其三，表现反封建的主题。
封建社会的婚姻，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而婚姻的敲定大抵是要符合“门当户对”，这样可以尽量保障家族利益。至于青年男女的意愿，不在考虑范围内。
婚姻作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此不通人情引起了不少反抗。这种反抗情绪，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为强烈。
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与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是借爱情故事表达反封建主题的三篇典范之作。由于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通过爱情来反封建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是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她以莺莺从小许配给表亲郑恒为由而不同意莺莺和张生的婚事，其实就是要维护“门当户对”，莺莺是相国千金，郑恒即便是纨绔子弟，却是尚书之子；而张生即便风度翩翩，当时却只是个落拓的白衣秀才。
当得知崔、张二人已私定终身，老夫人更多的担心是“玷辱家门”“辱没家谱”，才勉强同意这件婚事，然而马上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张生考取功名。而张生金榜题名，故事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
崔莺莺虽是相国小姐，却大胆地违背封建礼教，对待爱情也没有掺杂世俗的考虑。她对功名并无执念，张生临行前，她这样说，“但得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并头连”指夫妻恩爱。）
同时期的杂剧作品中，关汉卿《拜月亭》有：“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墙头马上》说：“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而《西厢记》却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里强调的是“有情的”，而不再局限于原先已经是“夫妇”的，把反抗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行为推向新的高潮。
晚明是以李卓吾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拨的时期。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纲常伦理即“天理”，而一切与之不符合的思想、行为的“人欲”都应该被打压。
人的天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连正常的大喜大悲情绪都不能展现太过，尤其在家庭婚姻方面禁锢更多。汤显祖的《牡丹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牡丹亭》是用“情”反“理”的，而这里所谓的“情”，甚至包括“欲”的一面。
杜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杜宝同样是典型的封建家长，他被“存天理、灭人欲”深深地洗脑，他的家教很严格，杜丽娘在官衙住了三年，连后花园都不曾到过，偶然睡个午觉，都会遭到训斥。
杜宝请家庭教师教女儿读书也是要用封建教条来管束她的思想，以便她将来嫁到夫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而先生陈最良同样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满脑子仁义道德，满口之乎者也，一心把杜丽娘教成所谓“贤妻良母”的典范。
而母亲是杜宝家教的执行者，看见女儿衣裙上绣了成对的花、鸟，都惊恐不已，生怕引起女儿的春心。
相较于崔莺莺，杜丽娘处境更难，她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像张生这样的男子的。只能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遇、缠绵枕席。梦醒之后，面对现实产生了更大的失落，于是抑郁而亡。
严格地说，杜丽娘并非先爱上柳梦梅的，而是游园时春心自发觉醒，那一种自然引发的生命冲动而自觉与柳梦梅在梦中幽合，在此之后才产生了至死不渝的感情。继而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复生。
因此《牡丹亭》所包含的人性解放精神是更强烈的，明确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意识形态。
《红楼梦》写于“康乾盛世”之际，但实际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即将迅速走向崩溃。
《红楼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为主线，以及贾宝玉和一群红楼女子的命运悲剧，以此表现以贾府为代表的世代富贵之家的由盛转衰。
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更接近我们今天的爱情观。恋爱不仅是要自由的，而且更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心灵契合。
《红楼梦》之前描写爱情的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往往是建立在“郎才女貌”的基础上，包括被黛玉赞为“曲词警人，余香满口”的《西厢记》与《牡丹亭》。
女主角都是貌美的，男主角无一例外地去考取功名。只有穷书生考取了功名，才算配得上小姐，才能被世俗承认，才是“合法”的。虽然他们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主选择婚恋对象，但最终的结果却依然没有走出封建礼法对青年男女的期待。
宝玉和黛玉之间爱情虽然有“郎才女貌”的一面，但他们更多的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培养起来的真挚感情，他们不仅志趣相投，思想认识上更是一致。
他们是从青梅竹马到相互理解、相互爱慕，宝玉喜欢的不仅是黛玉的容貌，更倾心于她的才华，以及她与他思想上的共鸣；黛玉爱宝玉的也不仅是他的俊美与门第，而是认他是个“知己”。
宝黛二人互为知己，更多的是在于他们人生理念的一致。——他们都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宝玉对封建社会中多数人认为的“男尊女卑”是怀疑与否定的，他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大的反抗在于，他对功名富贵是鄙夷的，认为科举为“钓名饵禄之阶”，追求功名仕进的人是“国贼禄蠢”。对一系列封建秩序和观念表示怀疑，甚至是憎恶和否定。
容貌、才学均优秀的薛宝钗，却时常对宝玉讲“仕途经济”之类的“混账话”，引起宝玉的反感。而黛玉虽然没有把这种叛逆思想形之于口，但对宝玉的种种叛逆的思想行动是默默赞成并支持的。
宝黛爱情不仅是反封建的“门当户对”、摆脱了世俗功利因素，而且将自然的两性吸引升华到精神共鸣的境界。在反封建的基础上，洋溢着先进的时代精神。
·另外，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历史兴亡之感同样喜欢披着爱情故事的外衣来表现。明清之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涌现出一大批直接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事剧”。
如并称为“南洪北孔”的清代剧作家洪昇与孔尚任，他们的传奇戏剧《长生殿》与《桃花扇》，都是情缘悲剧与历史悲剧相交融的优秀作品。
这两部戏剧一经问世就出现了“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的盛况。
《桃花扇》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为主线，二人的悲欢离合是在南明弘光王朝风雨飘摇、政治斗争错综变幻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是以二人的爱情悲剧带出南明王朝倾覆的历史。
孔尚任对创作动机非常明确，《桃花扇·小引》中提及：
《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李香君、侯方域是剧作的主人公，但是相比于二人的感情线，作者更多的笔墨花费在于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的挽明志士与权奸作斗争的重头戏。对荒淫昏馈的福王，专权跋扈的马士英、诡计多端的阮大铖等反面人物的刻画，民族正气与奸俊邪恶形成的强烈对照，揭示南明亡国的真正原因。
早于《桃花扇》十一年诞生的《长生殿》取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与元杂剧作家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表现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穷奢极欲的爱情生活，由此诱发了政治叛乱，以致使李唐王朝由盛转衰。
作者洪昇本人一再强调作品演绎的仅仅是一部爱情故事——
《自序》：“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
《例言》：“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
**出《传概》：“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洪昇的好友吴舒尧为之作序同样提到：“近客长安，采摭天宝遗事，编《长生殿》戏本。”（《长生殿·吴序》）
但是，这部作品却符合（作者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
剧作的政治批判主题是很明显的，说（李隆基）“弛了朝纲，占了情场”“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来令人痛心也”。
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误国，痛斥了权奸杨国忠、叛贼安禄山以及其他屈膝降敌的败类，相应地，赞扬了爱国将领郭子仪和具有民族气节的乐工雷海青、伶人李龟年等人。
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剧作表现出这样的主题是非常敏感的。隐约可以解读出明末清初那一股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情绪。
这恐怕是洪昇与相关人士遭到严厉的惩罚甚至永不录用的真正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在皇后丧期上演《长生殿》触犯了“国丧不得张乐”的禁令。
还需指明的是，文学作品中的爱情，大抵是要有审美的，那么，墨酱认为像《金瓶梅》中西门庆与金（潘金莲）、瓶（李瓶儿）、梅（庞春梅）等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严格地说不能算是“爱情”。
文学是人学，它是要探索人的精神生活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也是如此。通过简单地分析：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往往不仅仅满足于对爱情本身的展现，而是要借此表现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
因为，爱情本就在人生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