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群体为平权进行了诸多运动,然而直到现在,提到“同性恋”这一个词,我们先想到的仍是“男同性恋”。事实上相比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确实更少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这和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有关,当然相对来说“女同性恋”的界定也更加困难。
现在我们都称男同性恋为“gay”,称女同性恋为“lesbian”。但是在最初同性恋并没有区分男女,都被称为“gay”。
“lesbian”的概念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纵观历史,女性并没有像男性那样追求同性关系的自由与独立,不过在一些社会中,女同性恋也没有像男同性恋者那样受到严厉的惩罚。
随着20世纪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女性历史和性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Lesbian的定义变得更加宽泛,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性欲是否为定义女同性恋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争论。
这一定义遇到的问题是,一些表现出同性性行为的女性不仅会拒绝承认自己是女同性恋,还会拒绝承认自己是双性恋,而另一些认为自己是女同性恋的人,也可能表现出与她们的性取向不一致的行为。
1972年,美国女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奠基人戴尔·马丁(Del Martin)在《女同性恋/女人》(Lesbian/Woman)一书中将“女同性恋”定义为“性欲、心理、情感和社交兴趣都投向同性的女性,即使这种兴趣没有公开表达出来。”
这一概念不仅使得那些从未与同性有过性关系的女性也可以将自己归为同性恋,而且使女性认同成为了上世纪70年代女同志运动的基础。
影片《卡罗尔》就是讲述了在50年代的美国,两位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同时展现了女性是如何在家庭与自我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
特芮丝·贝利温特(Therese Belivet)与卡罗尔·艾尔德(Carol Aird)的相恋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情不知所起却一往而深”。
那时的特芮丝只不过是纽约百货公司的一个小小的售货员,而卡罗尔则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圣诞节前夕,卡罗尔来到这个百货公司为自己的女儿准备圣诞礼物。
茫茫人海中,特芮丝一眼便注意到了具有特殊气质的卡罗尔,于是在心底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愫。
穿过人群的对视(戴圣诞帽的是特芮斯,金色皮毛大衣的是卡罗尔)
此时的特芮丝有一个很爱她的男朋友理查德·森科(Richard Semco),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这个时候的特芮丝内心的波澜是暂时的,就好像在人群中,因为迎面而过的陌生人,在心底短暂地产生了一丢丢的波动。
所以在卡罗尔打算抽烟时,特芮丝很及时地制止了她,并说“这里不允许抽烟。”
而卡罗尔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卡罗尔虽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儿,但是她正与丈夫哈吉·艾尔德(Harge Aird)打着离婚官司,两人正争夺着女儿的抚养权。至于离婚原因也很简单——卡罗尔是同性恋。
卡罗尔曾有一位叫做艾比·格哈德(Abby Gerhard)的女朋友,但是两个人在她与哈吉结婚之前就分手了。卡罗尔与艾比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所以在分手后还能够以闺蜜的关系相处。
然而哈吉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卡罗尔仍然和艾比有着暧昧关系,这也是导致两个人婚姻破裂的原因,从哈吉的角度来看,他是深爱着卡罗尔的。
在遇到特芮斯的时候,卡罗尔基本完成了身份认同,哪怕只有几个人知道她是女同性恋的身份。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公开出柜是几乎不可能的。
所以当卡罗尔对特芮斯心动的时候,她能够很明确地知道那就是爱,并且很主动地、以各种方式明示或暗示着特芮斯。
首先就是邀请特芮斯共进午餐,而在午餐时又再一次邀请特芮斯周末去她家玩,周末结束后又提出过几天去特芮斯家。在得知特芮斯有一个摄影师梦想后,给她买了一个很昂贵的相机作为礼物。
而那时的特芮斯正处于自我认同阶段。她能够感受到自己与卡罗尔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对卡罗尔提出的各种邀请都回复以“yes”,甚至在卡罗尔问她是否有男友时她表示: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爱他。
对于卡罗尔的主动,特芮斯是不会拒绝的,但是她没办法迈出那一步。在第一次去卡罗尔家时,哈吉突然到访,以为特芮斯正与卡罗尔约会,当即便与卡罗尔吵起来,并带走了他们的女儿。
这一吵完全毁掉了卡罗尔当晚的心情,当然特芮斯也因为受到失意的卡罗尔的冷落,而在回家的路上大哭。这时的特芮斯整整意义上开始接受她爱上卡罗尔的事实。
在卡罗尔邀请她一起旅行的时候,她一贯地表示同意。事实上她当时的男朋友理查德不止一次地提出两人去法国旅行,特芮斯一次接着一次地拒绝了。
这让理查德很生气,他甚至形容特芮斯在想到卡罗尔时就像一个无知的“学生妹”。
此时的特芮斯显然是深深地爱上了卡罗尔,她曾形容这份爱为:“我感觉自己张开双手站在一片沙漠,你如雨水般降临在我的身上。”
虽然卡罗尔并没有向她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她愿意为了这份感情冒险。
另一方面受到打击的哈吉决定剥夺卡罗尔对女儿的抚养权,理由是“道德条款”,并且提出在最后的监护权听证会前,卡罗尔不能以任何的理由及方式与女儿见面。
所谓的“道德条款”,指的就是卡罗尔的同性恋身份。她的律师表明这是很严肃的指控,并且会引起对卡罗尔行为的调查。
虽然卡罗尔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身份,但她更是一个母亲,这其实也是她的一个枷锁。在亲情面前,卡罗尔其实也没有勇气去追逐那不被允许的爱情。
所以当她与特芮斯在旅行中,发现自己被私家侦探监视时,她选择了不告而别,让艾比把特芮斯接回家,并留下了一封信。在特芮斯无数次哭着给她打电话时,卡罗尔都选择了挂掉电话。
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情节,在艾比来接特芮斯的时候,艾比问她:你恨我吗?
特别是在私家侦探现身的那个早上,卡罗尔愤怒地拿枪指着那个侦探,乞求他只要交出录音带,她愿意付3倍的价钱,可惜录音带早已在寄往哈吉的路上了。走投无路的卡罗尔却选择了打电话向艾比求助。
那个时候的特芮斯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进入卡罗尔的世界,她不知道卡罗尔面临着“道德条款”的指控,在卡罗尔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也帮不上什么忙。
在卡罗尔的行李箱发现一把枪的时候,特芮斯问卡罗尔:“你在害怕什么吗?”而卡罗尔给了她一个“no”的回复。
相反,卡罗尔更倾向于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给艾比。比如在受到道德条款的指控时,极度愤怒的卡罗尔选择向艾比倾诉,然后以光鲜亮丽的姿态出现在卡罗尔面前。
不告而别的卡罗尔过着深居简出、自我封闭的生活,为了表示自己回归了“正常生活”,打破道德条款对她监护权的约束。
而特芮斯也渐渐地从感情的创伤中走了出来,换了新的工作,慢慢地成长,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女孩了。
在几个月后的监护权听证会上,卡罗尔终于愿意放下亲情。她哭着说愿意把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哈吉,但是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自己也应该有探望孩子的权利,并且这是她的底线,便离开了会场。
真正给她这份勇气的,其实还是对特芮斯的爱。在去听证会的路上,透过车窗她见到了那个让她这几个月来日思夜想的女孩,可惜她只能隔着车窗远远地看着她。
离开后的卡罗尔迫不及待地给特芮斯写信,邀请她共进晚餐,特芮斯的赴约让她感到惊喜,同时也有些惊讶。
此时的特芮斯对卡罗尔其实有一些“恨意”,虽然她对卡罗尔说:“我怎么可能恨你呢?”
然而她还是拒绝了卡罗尔提出的同居的想法,这也是她第一次拒绝卡罗尔。
直到卡罗尔说出“I love you”这三个字时,特芮斯顿时心软了。仔细想来这也是卡罗尔第一次说出这三个字,她也终于明白,卡罗尔是真的爱她的。
“这人是真的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思。”
可是一切似乎晚了一点。被拒绝的卡罗尔因为内疚也没有强求,便离开参加自己的晚会。而心软的特芮斯想要挽留,话刚说出口就被卡罗尔打断了。
特芮斯在车里,透过车窗与昏暗的灯光,看着卡罗尔渐行渐远——她其实也还爱卡罗尔。